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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二 )
 
2014-12-8 11:53:57 本站原创 佚名
 
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二)张其成
文:佚名   来源:www.xgjjw.com   时间:2006-4-25 21:12:46   点击:1590

六、“五行”范畴与五行思维模型

五行—— 木、火、土、金、水是中国先哲用以描述宇宙生命属性规律的另一组符号系统。“五行”分别是五种物质能量信息的符号,“五行”之间的各种关系(生、克、乘、侮、藏……)反映了宇宙生命各种物质、结构、能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运动和变化。

“五行”是《黄帝内经》重要的范畴和理论框架,而在通行本《周易》中却没有“五行”的记载。因此否定派据此认为《周易》与《内经》无关。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虽然通行本《周易》未提及“五行”,然而帛书本《周易》却提及“五行”,而帛书本是一种比通行本更早或同时的《周易》版本,因而不能简单地说《周易》是不讲五行的。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易经》和《易传》。《易传》有六篇即《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其中提到“五行”一词有三次,即《二三子问》提到两次,《易之义》提到一次,此外《要》提到“水火金土木”一次。

《二三子问》第十二、十三行:“圣人之立正()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民□不渗(?),甘露时雨聚降,剽()风苦雨不至,民心相  以寿,故曰番()庶。”《二三子问》第十九行:“□ 德也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  (?)。”

《易之义》十三行:“子曰:五行□□□□□□□□□□□□用,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

《要》二十一行、二十二行:“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23

关于《二三子问》与《要》的成书年代,已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不同于通行本《易传》的另一传本24。

对“五行”的考释,出现了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二三子问》和《易之义》中的“五行”并不指《要》的“水火金木土”,而是指“天地民神时”,理由主要是“水火金木土”在《要》中是讲“地道”的,而“五行”在《二三子问》中每与“顺”连用,是讲天道、人道的,因而两者并不相同25,此说似可商榷。笔者认为,水火木金土“五行”在战国及以前不仅指地道,而且也指天道、人道。五行指地道,如《史记·天官书》所说“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左传》中更有大量记载,如《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昭公三十二年》:“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国语》也有多处记载,如《鲁语》说:“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郑语》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行”也可指天、人,甚至可以说“五行”原本就是出于定星历、正天时的需要而创立的,如《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管子·五行》:“昔黄帝以缓急作五声……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则是指人事而言。由此可见,先秦木火土火水“五行”概念所指很宽泛,涵盖天、地、人三才之道。

《二三子问》中的“理顺五行”、“必顺五行”前面各有“尊天而敬众”、“与天道始”,显然“五行”是就天道、人道而言的,《易之义》虽阙字过多,但从后句“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似可推测也是言天人之道的。这也正体现了该两篇“顺天应人”的思想,其中的“五行”应当就是《要》篇中的“水火金木土”,而不是从文中抽取出来的“天地民神时”。这一点还可从《要》中得到证明,《要》在讲“君道”时,用了“五官六府”、“五正之事”,其“五官”当指“五行之官”,“五正”当指“五行之正”,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谓“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六府”亦与五行有关,即《左传·文公七年》所谓“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由此可见,帛书《易传》“五行”即指“水火金土木”。值得注意的是帛书《易》已开始出现以“五行”解《易》的倾向,虽然还没有达到以“阴阳”解《易》那样的系统性,但这种风气对汉代及其后易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易学家最终成为汉以后中国学术史上五行学说的主要阐发者。

再回过头来看看通行本《易传》,虽然没有明言“五行”,但不能说没有五行的丝毫影响。如《系辞传》言“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表明以“五”为贵的思想。再譬如《说卦传》在阐述八卦的取象时说:“乾为金”、“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已经明言这四卦的五行属性,至于其他四卦也隐含了五行属性,如“坤为地”、“艮为山”,“地”、“山”皆属土”;“兑为毁折,为刚卤”隐含具有“金”的属性;“震为决躁,为蕃鲜”,隐含具有“木”的属性。另《说卦传》还将八卦作了八方的方位规定,从文献上考察,“五方”观念是“五行”的源头之一,五方早期即有了五行的规定性,由此推测,八卦依据其方位也可确立其五行属性,不过这一点通行本《易传》中并没有展开。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明确指出《易》蕴含阴阳五行之理。《易传》与五行的关系,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即便承认《易》言五行,也不能由此将“五行”看成《易》的“专利”,更不能将《易传》看成“五行”的最早记载文献。

    事实上,“五行”的观念起源很早。至迟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形成。“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的《夏书·甘誓》26和《周书·洪范》27两篇中,《虞书·大禹谟》只提到五行名目: “水火金木土谷维修,正德利用厚生维和。”但没有提到“五行”一词。《甘誓》相传是夏启伐有扈氏的誓词:“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洪范》是箕子对周武王的答问:“()王访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  洪水,汩陈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du,败坏)。鲧则殛死,禹于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从文义上看,《甘誓》和《洪范》所指“五行”并不相同。前者“五行”当指五行德行;后者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即五材。“五材”,又指五种功能属性。

   《黄帝内经》即是将“五行”作为五种功能属性而加以运用的。如将人体生理器官按照“五行”分为肝、心、脾、肺、肾五大功能系统,建立了藏象学说,《素问》的《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五脏生成论》以及《灵枢》的《本神》、《五味》等篇章对此作了系统论述,依据功能属性原则,将人体器官、情志以及自然界的时间、空间、气候、声音等各种因素归为五类,一一与五脏发生联系,五行、五脏成为人体生命乃至于宇宙万物的核心。

五藏模型归类可列表如下

 

 

 

 

 

 

 

 

五藏

基本功能

藏血,主疏泄

主神明,主血脉,藏神

主运化,统血,主升清

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宣散卫气,主治节

藏精,主水,主纳气,主命门之火

表里关系

小肠

大肠

膀胱

开窍

所主

肌肉

其华所在

五志

五色

五声

五季

长夏

五气

湿

五味

五化

五位

西

社会职能

将军之官

君主之官

仓廪之官

相傅之官

作强之官

 

 这种以五行整体划分、类属人体生命及自然万物的思维方法就是“取象”的方法,与《周易》对“阴阳八卦”划分、归类世界的方式一样,都体现了“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全息思想,也都反映了两者重道轻器、重功能属性轻实体结构的功能性、动态性的思维原则。

七、结论

    1、《周易》与《内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易》成书早于《内经》,《内经》个别篇章有引用《易传》的情况,表明《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周易》对《内经》的影响,更重要是体现在思维方式层面。《周易》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结为“阴阳”(象数)思维方式,它是《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2、承认《周易》对《内经》的影响,并不是排斥先秦诸子典籍对《内经》的影响,反而更体现了这种影响,因为《易经》是先秦儒、道、阴阳等各家的总源头,《易传》是先秦儒道各家的总汇合,《周易》集中代表了先秦各家的思维方式。

    3、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阴阳”范畴,其最早的文献记载并不是《周易》,也就是说无论是“发明权”或“专利”都不属于《周易》,但《易经》卦爻却是阴阳观念的最早符号记载,而且在先秦时代,还没有任何一部书象《周易》这样集中系统地论述“阴阳”理论。作为一部“阴阳”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的集大成专著,它对《内经》的影响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4、“五行”是《内经》理论的另一重要范畴。通行本《易传》虽未明言“五行”,但已隐含重“五”观念和以五行解《易》趋势;帛书本《易传》则开始以五行解《易》,其“五行”即“水火金土木”而不是“天地民神时”。但因为《周易》不仅没有“五行”的“发明权”或“专利”,而且还不是系统论述“五行”的专著,所以在五行学说方面它对《内经》的影响较小。

    5 、“象数”模型是《周易》的基本模型,《内经》依据这一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以“数”模型为例,《内经》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象数”模型对《内经》影响较大。此外,取象运数的方法也是《周易》和《黄帝内经》的基本方法。

    6、研究《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对中医学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认识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有助于认识中医学的思维特征和理论实质,从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对此项研究,切不可作无谓的比附和任意的拔高。

 

 

 

1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2   1986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3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4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5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6  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7  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另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也赞成这一观点。

任应秋:《〈黄帝内经〉研究十讲》,载《内经研究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19页。

9  钱超尘:《“豆子”与〈内经〉》,载《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0 薛公忱:《医与易之合合》,载《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1997年。

11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候墓出土了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其九数排列即同此。

   12 张其成:《易学象数思维与中华文化走向》,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另拙著《易道:中华文化主干》、《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中国书店19991月版)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

13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14 张其成《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对此作了分析。

15 《易经·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中的“阴”字并不是一个与“阳”相对称的哲学概念,而是“荫”的意思。

16 《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周内史叔兴对六蠲退飞过宋都的解释:“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梓慎对日食的解释:“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二十三年乐官州鸠对音乐作用的解释:“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

 17  《国语·越语下》。

   18   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239页。

   19  《庄子·天下》。

 20《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

   21 张介宾:《类经图翼·医易义》。

 22 王玉川:《运气探秘》,华夏出版社,1993年,6-9页。

 23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24-435页。

24   朱伯昆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至战国末年,或成于秦汉之际或汉初;张立文认为《二三子问》成书于春秋以后,战国初期到中期,《易之义》成书于战国中期,《要》成书于战国中期稍后;陈鼓应认为《二三子问》是秦初作品,《易之义》和《要》撰作于秦末汉初。均见《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

25邢文《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五行说》,载《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330页。

26  《尚书·甘誓》,今学者普遍认为其真正成文时间不在夏启时代,是出于后人的假托,可能晚于《洪范》。

27  《尚书·洪范》,其成文时间同样不在周武王时代,而是后人假托。

 

                       

           (本文已发表于《国际易学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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