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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医
 
2014-12-8 11:50:14 本站原创 佚名
 

《周易》与中医

李申


中医的源泉是什么
    历代以来,不少人主张医源于巫,中医也源于巫。比如古代的医字就从巫:毉,后来才从酒:醫。孔子说过“不可以作巫医”的话,《山海经》上记载,巫也管医药。《世本》也说:“巫彭作医”。于是就认为,古代巫也就是医,医也就是巫,巫是医的源泉。
    然而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有素的袁珂先生在注解《山海经》的时候却指出:“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非可以因为‘百药爰在’语遂以医职替巫职也”({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97页)。
    在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宗教意识不仅笼罩,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时候,唯有神职人员才是社会上唯一有文化的阶层。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开端和源头,那么不仅是医,而且是一切文化,都源于巫:音乐舞蹈源于巫,文学艺术源于巫,哲学、科学源于宗教,也是源于巫。这正是许多学者的看法。
    那么,巫又源于什么呢?是不是人类天生就有巫,巫无所谓起源,就象人的头无所谓起源一样呢?有人说,不是的,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人类起始并没有宗教。所以关于宗教起源的问题曾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精力。那么,在人类没有宗教的那个阶段,是否有医,有药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医疗,也有药。
    动物没有宗教,所以源于动物的人类起始也没有宗教。现代不少研究证明,许多动物都会以某种方式治病,所以人类在没有宗教以前就有医疗和医药。意大利人卡斯蒂格略尼半个多世纪以前写成的《世界医学史》,把“本能的和经验的医学”放在“魔术的医学”之前,并明确指出;“最古代的医学先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魔术的医学。”这就是说,“经验医”在“巫医”之前。他还指出;“魔术医学的思想方法主要是经验的,所以魔术医学的根源存在于经验医学中。”这就是说,“经验医”是巫医的来源。
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几十条与医药有关的问题,绝大多数只是讲什么药治什么病,属“经验医学”之列,与巫有关的医药问题,仅一二处而已。
    事实上,一切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人类的实践经验都是它们的主要的,至少是重要的源泉。巴斯德的细菌病因说与他在造酒厂的经验直接相关,青霉素的发现几乎是个偶然的事件,琴纳发明种牛痘也是由于他先发现了牛奶厂的女工们不感染天花。当代的人们可以用最先进的仪器去分离病毒,以研究如何对付癌症、艾滋病。但经验仍是人们对付这些疾病的重要手段。就是用仪器分离病毒,也是实验,属经验范围,也决不是借助点什么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至于中医,更不必说,实践经验始终是它发展的基本动力。
    就是在宗教意识渗透社会的时代,医疗问题也并不全部控制在巫的手里。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古代巴比伦人假若有了病,就把病人抬到市场上,每一个经过病人身旁的人都必须依据自己的经验对病人提出建议。在这里没有巫术。中医治病主要是汤药,传说为伊尹所作。而伊尹本是个奴隶,后来作了商汤的宰相。
    随着《易经》到《易传》的发展,中医学也有了大踏步的前进,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经典《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于何时?专家们争论很多。有人认为成于战国,有人认为成于汉初,有人甚至认为成于西汉末、刘向校书的时候。
  但是,假若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就会发现,主张成于汉代的,不否认它的那些内容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主张成于战国时代的,也不就认为当时已经写成了书。所以大家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黄帝内经》的许多内容战国时代已经存在,汉代进行了加工整理和补充,最后成书。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理沦基础,直到今天,学中医者还必学《内经》。
    《内经》或中医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整体观念(其实任何一种古代医学都是整体观念,包括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仑等人的医学)。它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又把人和他周围的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人体一部分有病,会影响其它部分,肉体器官的病变会影响人的情绪,人的情绪也会影响人体器官的功能,甚至导致病变。外界的情况也时刻影响着人体内部器官的功能,人体致病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在因素是人的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外在因素是气候:风、寒、暑、湿、燥、火。这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淫”。但《内经》似乎更强调外因,它多次指出:“风为百病之长。”
    这些因素怎样转化为人的疾病?就像燃料发出的热能如何使机器的轮子转动起来一样,中间要有个转换的机制,比如把水烧热使蒸汽去推动活塞或轮机上的叶片。病因要变成疾病,中间的转机主要有两条。一是邪正斗争:或是人体正气不足,或是致病的邪气有余。假若正气足,有邪气也不会致病。二是阴阳失调。健康人自觉舒舒服服,这是阴阳平衡。有人觉得浑身发热、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大便干、小便黄等等,一般说就是阳亢,即阳过分亢进。反之,则是阴盛。总之是失调,不平衡。治病的原则,相对于邪正斗争,就是补正去邪,相对于阴阳失调,就是调正阴阳使其平衡。
    从现存资料看,把阴阳学说引入医学时间较早。比如前面提到的医和,主张六气致病说,头两项就是阴阳。据《史记·扁鹊列传》,春秋时代的扁鹊就用阴阳的对立给人解释病情。汉文帝时的医生仓公说老师教他“五色诊病”,据说五脏都有颜色表现于面部,但还未见和五行生克联系起来。
    阴阳和邪正一样,是个过分宽泛的概念。假若一个人面红耳赤,浑身发燥,你找一点滋阴的药,比如银耳,让他喝银耳汤,就能解决问题吗?为了能更具体地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中医引进了五行说。
    五行学说把人的五脏、六腑、五官、筋肉皮毛都纳入一个体系,并用生克的原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当某一部分出了问题,医生就可以考虑它对于其他部分的影响,及早防治。药物也按五行分类,并用生克的原理来使用它们。这里我们注意到,中医并没有采用八卦说,虽然《说卦传》已经使八卦象征着人体的头、手、足、耳、目、口等等。
    五行说比阴阳说要具体得多,它的区分有许多合理之处,但牵强之处则更多。至于按生克治病,恐怕还是太宽泛。比如你脾胃不和,属土。木克土,酸属木,难道你弄点酸类的药就一定能奏效吗?所以鲁迅在《单四嫂子》那篇小说中就讽刺一个中医在孩子濒临死亡的时候还慢条斯理的念什么“火克金”。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们对这一部分学说也往往兴趣不大。
    东汉末年,医学又有了大发展。代表人物是现在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他写了《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用三阴三阳这“六经”来区别病类,称为“六经辨证”。乍一听,似乎觉得张仲景在理论上有很多创造,一看他的书才知道,他主要是谈如何辨病,如何下药,讲得都非常具体。他还创造了许多药方,有些至今还在用。由于他主要致力于治疗实践,所以被称为中医临床医学的鼻祖。
  张仲景的学说颇有特色,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张的学说与《内经》无关,说他不讲五行生克。有人为张仲景辩护,说“六经辨证”的基础就是《黄帝内经》的《素问·热论》篇,而且张也并非不讲五行生克。说张仲景医学完全和《内经》无关,恐怕并非事实。但这种说法表明,张仲景确实不怎么受《内经》的限制,而主要是他本人医疗实践的产物。后来,王叔和又把张的诊断经验收集起来,加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脉经》。 
  张仲景不直接批评《内经》,稍后于他的皇甫谧就直言不讳。皇甫谧批评《内经》说:
  (《内经》)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
    所以皇甫谧著《甲乙经》,就要“删去浮辞,除其重复”(均见《甲乙经·序》)。避免空论。
    张仲景以后,直到孙思邈,《内经》很少有人过问了,医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方剂的研究。孙思邈的两部著作《千金翼方》、《千金要方》,讲的都是方剂。方剂完全是源于经验,它无法从理论中推导出来,那怕是最高超的理论。
唐代中期,王冰整理《内经》,补入了专讲五运六气的“七大论”,中国古代医学重新燃起了对理论的兴趣。到了北宋,医学界的理论兴趣更浓了。林亿等人整理《内经》,在序言中说,《内经》是讲大道的书,但过去都是方技之士在研究它。他们感到很遗憾,也很不平,希望有真正的硕学大儒来研究它。
宋代所说的医学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说’。“五运六气说”研究的是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它以五行为基础,配上音律、天干、地支,把气分成若干类,以固定的方式配合起来,依天干、地支的顺序将它们分配到每月、每年。一年一个小循环,六十年一个大循环。就象一个万年历,你看到某年某月是什么气主持、什么气辅助,就知道那时要得什么病。
    一年四季,气候不同,人所共知。每年气候也在变化,有旱有涝,有风调雨顺,也是人们的常识。气候会影响人们健康,一定的气候会导致一定的疾病发生和流行。但是,依五行为基础,依天干、地支做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离题太远了,所以当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但五运六气说还是流行起来。国家的医学考试,五运六气属必考科目。不过反对的意见也发生了作用。北宋人不大谈多少年以后的气如何如何,只讲当年,叫作讲“小运”不讲“大运”,因而合理的因素就多了一些。讲五运六气的代表作是宋徽宗的《圣济经》,曾被规定为医生的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医生。
    五运六气说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单靠方剂治病的不满,表达了人们探讨医学理论的要求。我们注意到,阴阳学说在这个新的医学理论运动中,地位不高。
    这种新的医学理论运动在金元时代结出了丰硕成果。刘完素在谈五运六气时,提出了“六气皆可化火”的原则,所以他主要用寒凉药治病。后来,所谓金元四大家中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张子和认为“邪去而元气自复”,被称为“攻下派”。朱震亨认为人们得病往往是“阳有余而阴不足”,被称为“滋阴派”。李东垣认为“人以胃气为本”,被称为“补土派”。
    后世对金元医家褒贬不同,但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一代名医。他们的主张,都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黑格尔说过,哲学发展的形式之一,就是把过去的某个局部原则变成主要原则,而把过去的主要原则降为局部原则。刘完素等企图用某一个原则来统领其他的原则,标志着医学理论的根本进步。
    这一时期医学理论进步的主要特点,是从当时的哲学中吸收了营养。宋明理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个理。医学家们认为,医也有个理。只讲方剂,是舍本求末。刘完素说:
    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 (《素问玄机原病式》)本,就是医理。医理,就是他们提出的原则和学说。明代,张景岳作《景岳全书》,第一章就是《明理》,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
    张景岳的著作给这一时期医学理论的进步划了一个句号。
    明末开始,医学中务实倾向抬头。李时珍的举世瞩目的r本草纲目》是中国几千年来医药学的大总结。吴又可在医疗实践中发现一种“疫气”,不是风寒暑湿燥火,也不是阴阳五行,但它是导致瘟疫的原因,从而给温病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治病着眼于整体,被认为是中医的优点,然而也是中医的缺点。中医着眼于整体,不是中国古代医学家高明,而是他们无可奈何。中医学建立之初,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极力想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内经》中记载着人体各部,包括内部器官的大小、形状、长短,重量,位置,颜色,这是古人曾作过解剖的证明。王莽上台,杀他的仇人王孙庆,叫医生去解剖。东晋时,有人临死前,嘱咐妻子解剖尸体,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判他妻子和儿子有罪,于是就再没人敢解剖。宋代时,把欧阳希范凌迟处死,又命医生去量度他的各部器官,并绘成图。清代王清任,通过自己的观察纠正了前人人体解剖的许多错误,后来又有人纠正王清任的错误,使我国古代解剖学不断进步。
    一谈起中医理论,人们马上会想到阴阳五行说,但阴阳五行也是阴阳五行之气。因此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只有两条:一是气论,二是经络论。但经络论也是气论。所以归根到底,气论才是中医最基本的理论。
    万物都是气的聚合,死则气散,这是当时的普遍观念。然而中医的气论,与其说是取自哲学,毋宁说是自己医疗实践的产物。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怎样长成了堂堂七尺之躯?当然,依靠摄食。但人体并不是食物的凝固和堆积。在古人看来,食物的精华部分变成了气,象蒸馒头热气进入馒头一样进入人体各部,被人吸收、凝聚,药物进入人体,也是如此。因此,气在体内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肢体麻痹,就是气的运动不畅。
    气运动的通道就是经络。在这里扎下针,那里就有反应,是什么在传递这针的作用?是气。所以针刺发生效果叫“得气”。五脏之间的五行生克,并不是五脏在互相生克,而是五脏之气在生克。阴阳失调,也是阴阳之气失调。感受外邪而得病,就是感受外面的邪气而得病。秦汉时代的著作,没有一本能为医学准备这么完整的气论,只是在《内经》中才表述得具体而完整,因为它主要是医疗实践的产物。
    当我们只能概略地回顾中医学的理论和中医学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涉及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和理论观点。在这些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和理论观点那里,我们能够发现《周易》的影响吗?气论是《周易》的吗?经络学说是《周易》的吗?五行学说是《周易》的吗?几十个脉象、十几种舌态、千千万万个病方,不断进步的解剖知识,每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和重大的实践发现,每一个分科的建立,有哪一个是在《周易》的指导下作成的呢?
    “易以道阴阳”,中医也讲阴阳,这不是来自《周易》的证据吗?我们就来谈淡阴阳。


《周易》、中医和阴阳学说
    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在易学发展的长河中,从画八卦的时候算起,是古人先提出了许多思想供后人采用,还是后人不断拓宽着前人的道路,增加着古人本来所没有的内容?
    这里有一种《圣经》模式:据《圣经》说,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一阴一阳!现在的人们都是他俩的子孙。远古的人们画了一和--,后世凡是言阴阳、讲对立的,就都是一、--的子孙。
    在我们看来,易学是一条河。起初是一点点泉水,后来是涓涓细流。在流程中,水越来越多,最后,成为浩荡奔流的大河,汇入大海。
    当然,比喻总是有局限性的。地上河水的增多是由于许多源头不同的支流汇入,而易学之河的增大却主要是由于自身的膨胀,是由于人们在解释以往的思想资料时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做出了种种发挥。他发挥前人的,后人又发挥他的。他发挥的东西实际上是原来没有的,而被他发挥的东西也是原来的原来所没有的。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下去,易学之河就越来越大。然而,在易学之河的流淌过程中,易学家并不把他们的发挥叫作发挥,而叫作“解释”,“传”和“注”,似乎他们所说的就是本来固有的。许多人也就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原来固有的。至少人们相信,《易大传》的思想是对《易经》的解释,是《易经》所固有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笼统谈论《周易》会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
阴阳思想也是《易经》所没有的,而是《易传》给发挥出来的。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一、--就是一阴一阳的象征,甚至说它们就是由日、月的象形演化而来。所以,后世讲阴阳者都源于易,就像我们大家,无论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都是亚当老爷爷和夏娃老奶奶的子孙一样。当今的世界,信基督教者尚多,信神的就更多,这也只好各听具便,自成一家之言。至于我自己,则认为阴阳概念是《易经》所没有的,是《易传》给发挥出来的,后世讲阴阳者有的源于易(《易传》),有的并不源于易。就象我认为有人是亚当、夏娃的子孙,而我不是,所以也没有原罪一样。中医讲阴阳,就并不源于易。
据可查的文字资料,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最早用阴阳二气的对立来解释地震的原因。后来是医和,用阴阳二气解释疾病的成因。论资格,中医援引阴阳比《易传》要早。
    春秋末年,中医对阴阳的运用已经比较深入和熟练。据《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到虢国,虢太子死。中庶子告诉他,是因为“阳缓而阴急”,所以暴死。扁鹊说,他自己能“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太子的病是“阳入阴中”,“阳脉下遂,阴脉上争”,“阴上而阳内行”,“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绝阴阳”,看似死而实未死。而且一般说来,“以阳入阴之藏者生,以阴入阳之藏者死”。于是为太子针灸,太子当时就坐了起来。
    在扁鹊熟练地运用阴阳学说的时候,《易传》还没有形成呢。因此绝不能说是中医取之于《易传》。
    《易传》讲物分阴阳,卦爻是物的象征,自然也分阴阳。这样,全部《周易》就把自己的两只脚都站到了阴阳之上,一只是阳,一只是阴:“立天之道日阴与阳”,易“分阴分阳”。《易传》讲“一阴一阳”,讲“阴阳不测”,讲“阳奇阴耦”、“阴阳合德”、“观变于阴阳”,“阴疑于阳必战”、“阳气潜藏”,但不讲“阴阳相入”。就是说,《周易》中没有“阴阳相入”的思想,“阴阳相入”是中医自身的思想。
     阴阳学说把世界一分两半。但每一半的情形并不相同,又须进行区分。同是阴或同是阳,程度亦有不同。就象同是寒,凉水和冰又不一样;同是热,热水和烈火又不一样。于是有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之说。但中医从扁鹊起,就有“三阳”之说(见《史记·扁鹊列传》)。所谓“三阳”,《素问》的解释是:“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名称和《周易》并不一样,且区分比《易传》又早又细,也不是来自《易传》。后来张仲景讲“六经辨证”,乃是中医固有的传统。今天我们称日为“太阳”,古代也称月为“太阴”,应当不是来自《周易》,而是来自《内经》。
  《易传》讲阴阳,第一讲“分”:“分阴分阳”。一切事物都分别归入阴阳。第二讲“替代”:“一阴一阳”,“相推”,“迭用”,一个代替一个,运动不息。而替代或相推就是变,所以要“观变于阴阳”。而变又往往不测,所以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总之,《易传》的思想是:阴阳一刻不停地在动,在变,在战斗。所以它强调“自强不息”,说“大德曰生”。但《内经》讲阴阳却强调平衡:阴阳均平的人是健康的,任何一方的亢进就是病态,是不正常。所以治疗的原则就是恢复阴阳的平衡。医学认为不正常的状态在《易传》中却正是天地问的正常状态:夏天,阳气极盛,冬天,阳气潜藏。人的身体能够这样吗?
    春秋时代,特别到末年,阴阳学说已被用于各个领域。《左传》僖公十六年,有六只鸟儿倒退着飞行,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所谓“阴阳之事”,是说阴阳的作用形成了风,使鸟儿退飞。这是用阴阳对立来解释风的成因。《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梓慎用阴阳说解释旱灾的成因;“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周景王的乐官把阴阳学说用于音律学,说按照一定的规制作成的乐器,可以帮天地调节气候;“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国语·周语下》)。古人非常相信音乐有这样伟大的作用,所以特别重视音律学。甚至认为音律是“万事根本”(《史记·律书》),是度量衡的标准,是历法的根据。阴阳学说通过音律学(而并不只是通过《周易》)对后世,特别是对汉代,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孙子把阴阳学说用于军事,认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必须懂得这个学说:“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回来后对鲁肃说,为将者,不晓阴阳,是庸才也云云,根据就在这里。
     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专讲阴阳的所谓阴阳家,其创始人为邹衍。
     《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载,邹衍后于孟子。他看到治国者淫侈昏乱,“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而且“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不经”就是没有什么书本根据。可见,并非根据《周易》,而是自己“深观”的结果,并且“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邹衍的学说当时不象孔孟一样,处处受到抵制,而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所以他在齐国受到重视。到魏国,国王亲自到城外迎接。到赵国,平原君恭恭敬敬,不敢以普通客人对待。到燕国,国王拿着扫帚为他什前导,并象学生一样听他讲课。司马迁感慨地说:他这样受到诸侯们的尊重,和孔子在陈蔡饿饭、孟子在齐梁受困,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著作二十一种,三百六十九篇。现在已经全部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司马迁、刘向等人对阴阳家的描述,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圆道》、《音律》以下八篇,《召类》、《应同》等篇,保存着阴阳家的思想。
    阴阳家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这在《易传》里面,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阴阳家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吕氏春秋·大乐》)。这在《易传》里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丢弃了“浑沌”、一离一合这些内容。阴阳家认为,“天道圆而地道方”。所谓“天道圆”,是说一切事物都在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日夜每天一循环,月亮一月一循环,气候一年一循环;事物有生有死,一生一死不停循环,等等。一年四季的循环,是由于阴阳之气的运动。据《吕氏春秋·音律》篇;“太蔟之月”(即立春之月),“阳气始生”。“蕤宾之月”(即夏至之月),“阳气在上”。“应钟之月”(即立冬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黄钟之月”(即冬至之月),阳气潜藏,所以“土事无作”,不要兴土功,“以固天闭地”。假若兴土功,“阳气且泄”。
    到了汉代,关于一年之中阴阳之气的运动学说又有了一些修正。认为在“黄钟之月”,冬至这一天,一阳初生,后来逐渐兴盛。夏至这一天,一阴初生,后来逐渐兴盛。到冬至,又开始同样的循环。
    正是这种阴阳之气的运动,决定着一年四季的变迁。阴气极盛时是冬天,阳气极盛时是夏天。阴阳各半时就是春秋。这样一种思想是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东汉末年,赵爽注《周髀算经》,看到《周髀》中说太阳离地的远近决定着寒暑的变迁,觉得很不理解。
    关于阴阳之气周年运动的学说,在《易传》中仅“阳气潜藏”一句而已。
阴阳之气的运动是天道。人道应该本于天道。阴阳之气的运动既然决定着寒暑变迁,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们又必须根据季节安排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归根到底又决定着政治等活动,因此,可以说,阴阳之气的运动决定着人事。按照天道去行动,就万事如意;违背天道,就大祸临头。所以,阴阳之气的运动又决定着人们的吉凶祸福。直到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应该把阴阳学说的这一内容纳入易学,于是他们就在这种学说的外面贴上八卦或六十四卦的标签。这就是汉代流行且传之久远的“卦气说”。然而,时间已经晚了,这种学说无法再和《易传》一样地受到尊崇。
    朱伯昆先生说:“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说……为易学家所吸收,用来解释《周易》和筮法中的变化法则。”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明朝末年著名的医生张景岳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医易》)。
    张景岳说的是“医易同源”,但在我们不少同志那里,则成了“医源于易”,即易是医的渊源。
    医易同源的“源”,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易要解释天地人之道,医要说明疾病的成因,也要研究自然界的运动,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天人共通的阴阳之理。但是医偏重于“阴阳消长之机”,而易却具有“阴阳动静之妙”,它们各自侧重于阴阳说的某一方面。
    在我们看来,医易同源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们的阴阳说都源于当时普遍流行的阴阳学说。而且,论其资格来,医还要早于易。
    如果再引申一步,那么不仅医易同源,而且政治、军事、经济、道德伦理、农学、天文学、音律学、古代化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说与易同源,甚至可以有根有据地说源于《周易》。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学说,不能不有某些共同的思维方式,而《周易》所讲的又是一般的思维方式,所以,当时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只要涉及稍带一般性的思维问题,都可以和《周易》,和《周易》中的阴阳学说套上关系。比如文学理论,当我们读完《文心雕龙》,我们就会有更充足十倍的理由说:文学与易同源,甚至说:文学源于易!不过,文学家们不大屑于注意他们这个光荣的过去。
    张景岳为什么要讲“医易同源”?现在为什么又重提这个问题呢?


“医易同源”说之源
    以《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的第一批医学著作,不讲医易同源。医圣张仲景的著作,也不讲医易同源。皇甫谧对于《内经》就嫌其议论多而切事少,更不屑去攀附《周易》。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的《肘后方》、陶宏景的《本草注》,直到后来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连《内经》也很少提到,更不在谈医时谈易。到了孙思邈,开始在医学中谈易:
    凡欲为大医……(除学医书外),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千金要方,诸论》)。
   并且援引《周易》来谈论天道: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而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十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天地尚且如此,在人安得无事(《千金要方·伤寒》)。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广有影响的伟大医学家,即他自己所说的“大医”。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既是对他以前几百年中方剂学发展的总结,又开创了一代医风。由他来谈论《周易》,自应引起人们对医易关系的关注。然而,通过孙思邈的著作来研究医易关系,并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前面所引的第一条言论已经看出,和《周易》并列在一起的是些什么……,怎么说呢?只好说是什么东西或什么货色了。除此以外,我找不到什么更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些内容:阴阳,就是阴阳宅,也称“堪舆”。堪舆学完全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虽然堪舆学并非全是胡说八道,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内容,但我相信,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决不会有人兴致勃勃地谈论中医与堪舆学同源。其余各项,不必说了,我们借此可以看一看孙思邈援引《周易》的用意何在。
    当然,孙思邈援引《周易》,不全是因为迷信,这从第二条言论可以看得出来。据《旧唐书·孙思邈传》:孙思邈论治病,主要讲“法天而治”。而这条言论不过是借《周易》来谈天道,其思想是《内经》,也是中医固有的思想,他并没有从《周易》中吸取什么。而且这一段话也不是赞扬《周易》,而是说,依《周易》的意思,“天地变化,务正性命”,但事实上变化的结果没有定准(“无方”),万物并不是“各正性命”,而是有许多灾害。每年都有灾害,有灾害才成其为年,就象没有苦难、艰辛就不成其为社会一样。天地尚且有灾害,人怎么能不得病呢?这就是孙思邈的意思。孙的意思,和《周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重实用而轻理论。这有它的优点,就是留下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医方,新发现了许多可以治病的药材。然而也有缺点,就是在一般的医学理论上,由正确的立场后退了。
  春秋战国时代,当中医理论开始形成的时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相信鬼神,并且极大地帮助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无神论思潮。汉代,虽然讲天人感应,并且从汉文帝起,就迷信鬼神,汉武帝笃信方士,西汉末年以后,由皇帝带头,大肆修庙祀神,祈求健康,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侵入医学理论。直到东汉末、三国、魏晋之际,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的著作,仍然明确反对鬼神。但是后来,鬼神观念就侵入了医学理论本身,其开始是对于梦的解释。
《内经》说:梦是人体健康状况的反映:饥则梦取,饱则梦予,阴盛梦水,阳盛梦火云云,并认为采取一些物质手段即可治疗,如针刺、服药。立场是唯物主义的,许多情况下也正确。但是,实践表明,它只能解释一部分梦,不是全部,特别是不能解释那些人们更加关注的呈现精灵鬼怪因而使人忧伤、恐怖、梦魇的梦。
    依《内经》的解释,梦是邪气侵入人体的表现。灵魂是一种气。气不仅可在体内升降,而且可出入体内外。这就埋下了灵魂出游的种子。
    葛洪的《肘后方》就说梦是灵魂出游,梦魇是鬼怪抓住了灵魂,所以需要禁咒。后来,由梦又推广到精神病,由精神病又推广到其他疾病,一种专门与鬼神作斗争的医科:咒禁科也发展起来。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些咒禁的方法,如,正襟危坐,手握大刀横于膝上,凝视病人云云。这些方法未尝不会产生一些心理效果,但效果也极其有限。如果再推广到其他疾病,就毫无道理了。
    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医疗机构还没有咒禁科,隋唐时代,国家医疗机构正式设立了咒禁科。
    活动于这一时期的孙思邈,不仅继承了医学重实用的传统,也继承了其中的迷信传统,并且在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新创造。
    他的《千金翼方》,有两卷专谈咒禁。施术以前的斋戒及准备工作,俨如一个巫师。咒禁的不仅有精神病,而且有虐,疮肿、喉瘅、金疮,甚至禁鼠、防身,防盗贼。 
    他专有一卷讲虐,认为虐是鬼引起的。随发病时间不同,可断为不同的鬼。
    他有许多禁忌:金命人不易服白色药,大小便必须向着正确的方向,日月食时吃东西要得牙病。
    他有一种可致神仙的服水法,认为服以前,必“先发广大心”,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并且斋戒沐浴更衣,“烧香礼十方诸佛及一切圣贤仙人”。
他反对服五石散,常为许多人所称道。但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服石。他自己就常服钟乳石,只是不能服五石散。
    他认为服食某些药物可以延年,但必须有德行。而一个人只要德行高,不服药也可延年。
    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思邈开始谈论《周易》。实际上,孙思邈的医疗思想受佛教、道教、鬼神迷信的影响,较之《周易》要大得多。这些影响并没有给医学带来积极的成果。
    从孙思邈的思想里,我们窥到:医学在长期沉湎于方剂之后,发生了朦胧的求理论的要求。孙找到了《周易》。然而《周易》并没有给医学提供什么理论。以后几百年间,从孙思邈到张景岳,医学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说”。这是医学自身的天道观,不是《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孙思邈的时代,《周易》是和鬼神迷信思想一起涌入医学的。在这涌入医学的众多角色中,《周易》只是个小角色。
    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医学史上的这段历史,也不必为此感到难堪。俗话说,谁在年轻时候没作过一点令人脸红的事。要知道,西方世界这时候的医学状况更令人不能忍受:他们把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当作女巫,而女巫就等于魔鬼,所以就干脆把病人烧死。而我们,至少还把病人当成人。
    中国从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但其他思想仍然非常活跃。那时候的医生,甚至觉不出有为自己争地位的必要。有的甚至感到自豪,认为没有经国济世的大才还当不了好医生呢。后来,医生们开始觉得有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的必要了。其思想表现就是首先为医书争取地位。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晋代,出现了一个伪托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孔安国是西汉人,孔子十一代孙,教过司马迁。这个序言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但伏牺、神农、黄帝之书又是什么?则没有解释。
    南北朝时,陶宏景作《神农本草集注》,说,神农之书就是《本草》。唐代,王冰注《内经》,说《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之书。他们都没有讲另两个是什么。
    宋代,林亿等为《补注内经》作序,不仅认为《内经》是三坟之一,而且认为,《内经》的内容和尧授时、舜齐七政、文王画卦序教都是一样的目的,一样的性质。因此,《内经》并不是医书,至少不只是医书,而是“言大道”的书。但是在过去,却只是医生在研究它。林亿等非常不平,他说:
  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这就使得“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上至浅之人”。
  《宋史·天文志》载有沈括的《浑仪议》,其中说道:《素问》尤为善言天者。
    因此,《素问》,即《内经》,应和天文、律历志,和《周易》、虞舜的仁义之道并列。《内经》的地位提高了,但提高后的《内经》已不再是医书。医者仍然是“执技之流”,是“至下至浅之人”。如果我们还要把《内经》作为医书,是否可以讲什么医与天文学同源,医与政治同源?况且《内经》中明白写着,针刺之道可以推之于治国的!
    宋徽宗作《圣济经》,明确指出,三坟就是《周易》,《内经》、《本草》,和六经一样,“皆济民用”。但一般人推崇六经而鄙薄三坟,他深为不满。实际上,《周易》居六经之首,人们鄙薄的只是《内经》和《本草》,宋徽宗要为它俩争地位,《圣济经》序言首讲一阴一阳之道,正文讲医理、医方。并把《圣济经》列为医生的必修课。
    《圣济经》主要是本医书,它的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它只是攀附《周易》,却没有从《周易》中汲取来多少思想。
    金代刘完素作《素问玄机原病式》,说三坟讲大道,五典讲常道。老子精大道,为道教,孔子精常道,为儒教。儒道不同,不过都是来自三坟,只是“各得其一意”罢了。至于他所从事的医教,则直接源于黄帝。黄帝以后,亚圣就是张仲景。这就是说,医教要高于道教,也高于儒教。从此以后,《内经》在医生们眼里,就和《周易》并列了。
    三皇是谁?已争论不休。三坟是什么,更莫衷一是。孔安国的序,乃是后人的伪作。还要把三坟说成是《周易》,《内经》和《本草》,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在儒家方面,汉代以后,就很少有人信什么三坟五典。杜预注《左传》,只说了一句都是古书。孔颖达《五经正义》,实际上赞成杜预。宋代,程颐说:“观《素问》文学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道理却总是”(《程氏遗书》卷十九)。这就是说,《内经》的道理不错,但不是三坟书。
    从古到今,虽然谁都离不了医生,但医生的社会地位却不高。学六经可以中进士,将来出将入相,学医到头来能是个什么呢?就是做了官,也是“执技之流”、“至下至浅之人”。于是他们就抓住儒家说过的话,说《内经》就是三坟之一,和《周易》同高。因此,我作医生的和你作儒生的也同高,甚至还要高一些。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事情。
    医学家为争取社会地位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元代的国家,命令全国各郡各县,在修建孔庙的同时,也要修三皇庙。并且象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次祭三皇,由医生主祭。至少在这件事上,医教可以和儒教分庭抗礼了。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医生的地位还是抵不过儒生。医生不得不经常不断地向儒家靠拢。他们说,医道是孝道的基础,不学医无法尽孝,于是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他们说,医学也是格物致知之学,所以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格致余论》,并且出现了许多儒医,认为不懂得儒家之理的就做不好医。这样,就不仅是医易同源,而且是医儒同源,不仅是医儒同源,而且是医儒合流了。不过持这种主张的,仍是少数。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医是医,儒是儒。
    那时候,就是立志要做一个医生,也必须从小就受儒家教育。而儒家不承认《内经》属于三坟,也不把医道等同于易道。所以张景岳对于孙思邈说的“不学易,不足以言太医’的意见将信将疑。后来,才悟出了“医易同源”。
从医学自身说,讲医易同源乃是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医学不满足于那数不完又记不住的方剂和病症,要求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规律。虽然孙思邈早就想援易入医,但医学首先找到的还是五运六气。人们首先用五运六气去研究人体和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满足于“风为百病之长”的笼统说法。并且从王冰起,不仅注意气运在时间上的变迁,而且注意气候在地域上的不同。到刘完素,用五运六气对疾病分类。张元素,用五运六气对药进行分类,并各自有其理论发现。
    这是一个医学向理论进军的时期,也是医学家们努力创造理论的时期。张景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象金元四家一样,明出了一个理,主张治病以温补为主,所以称为“温补派”。只是在他经过了许多艰难的探索以后,才明白了医易同源!然而此时距《内经》的成书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一千五百年中,很少有人讲医易同源,我们今天中医学院所教授的,主要还是这一千五百年中的东西:《内经》、《伤寒论》、《本草》等等。张景岳以后,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讲医易同源。所以,说历史上有人主张过医易同源是对的,说医易就是同源,甚至说医就是源于易,再甚而至于说不学易无以为医,医学院必须开易学课,那样,已经对《内经》头痛的学医的学生们不知又将如何对待这个《周易》。
    即如张景岳,他第一主张的,还是作医必须明理。明理的结果,是治病应以温补为主。这个结论,决不是根据《周易》得来的。也就是说,《周易》对于张景岳的医学实践,也是有也可,无也可,不必过于认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周易》和中医又为什么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医易同源”说的复兴与中医前途的展望
    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是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谈论《周易》和中医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要求前进的愿望所引起的内在骚动和不安。
    尽管现在的中医仍然讲《内经》和阴阳五行,尽管在世人的心目中,“保守”几乎是中国传统的专用词,但实际上,中医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医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医者,意也”,是历史上许多伟大医学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不仅是要求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要求医学随着时代不断前进。
    医学要前进,必须随时吸收最新的思想成果。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是新的思想成果,医学及时地用来说明病因、病机,指导自己的实践。汉代,五行说流行,医学又及时以五行学说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材料。魏晋时期,五行说的缺点暴露了,当时的人们也不重五行说,所以《内经》也遭到冷落。医学家们则直接地求助于实践经验。宋明时代,理学兴起,不论理学家赋予理什么内容,也不管理学家们如何谈论格物致知,在医学家那里,理,只能是医学面对的那些对象的内在联系,格物致知就是去寻找这些联系,所以才有金元四家和张景岳。
    医学在追踪时代最新思想的时候,往往有得有失。医学在汉代建立了五行体系,也带来了许多附会。当医学冷落五行体系,面向实践的时候,同时也否定了必要的理论思维,导致了鬼神迷信观念的侵入。金元时代的医家,都有自己的片面性。然而,医学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前进了。
    历史上,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一个不断发展的事业,保守,都不是它们的主要传统。中华民族能够发展到今天,保守,也不是它传统的主要方面,否则它就无所谓发展。孔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虽然他们都创造了令后人非常痛苦的,也是保守的思想体系,但他们本人却并不保守,因为他们所创立的,在当时,都是一种新学说。保守与否,是后人的事情。就是在近代,虽然有慈禧、袁世凯,但也有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最后,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假若保守真是中国的主要传统,那至少不会有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就是易学,也是一条不断发展的河。历史上的易学家,都说自已的注解最合《易经》本义,实际上,他们几乎谁也不合《易经》本义。从理解《易经》的角度看,这些易注多没有价值,它不过是随意解释。从思想发展上说,越是不忠实的倒越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思想。
    许多人谈论医易关系,自认为谈的是二千多年前或三千年前的那个《周易》,实际上,他们谈的不过是汉易、宋易等等。比如什么先天、后天之学,河图、洛书、阴阳鱼图等等。它们都不是《周易》中就有的东西,而是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在本书的适当地方,我们还要涉及这些问题。
    任何思想,都受着时代的局限,都必须发展。牛顿力学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并为科学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使科学成为正确的同义语。直到今天,当人们说什么不科学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不正确。但是,二百多年以后,它就成了相对论的一个部分。特殊情况,不再是到处适用的绝对真理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列宁发展过它,毛泽东发展过它,许许多多的人都发展过它,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它。当我们谈论中医和《周易》关系的时候,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医是应该主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主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
假如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是应该从两千年前的《周易》中吸取营养,还是应该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周易》?是继续让易学之河流淌,象古人那样,不断用新的思想去发挥《周易》,还是把它作为一件文化遗产去加以研究,而不是崇拜?
    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周易》对于古人,是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世世代代地重新解释《周易》,以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现在,《周易》已经成了历史,和长城、故宫一样,成了历史。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赞颂它,但是已不必崇拜它,也不须重新解释它。有些人说《周易》如何如何宝贵,似乎里面藏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然而他们从中挖出的,不过是现代那些最普通的哲学教材中都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常识,每人能挖出多少,也往往与各人的哲学修养大体持乎。
    中医要前进,要继续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周易》再好,也是黄昏之光。“夕照明”之说,只能用于自我激励。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从中国古代的《周易》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两种因素组成:一是它的结论,二是它的精神,即它得出结论的途径和方法。就象一个人有肉体和灵魂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某些结论会过时、死亡,甚至会全部过时、死亡,它的精神却要长久地存在下去,绐后人以启发和激励。
    中国古代能够留传下来的那些学说,往往都是当时的新思想。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主要也是注意这些新思想。真正“述而不作”,只会重复前人结论的那些东西,往往为我们所不屑顾。在古人来说,为了当时的现实需要,他们不得不较多地援引前人的结论,把前人用创新精神所得的东西教条化、僵化,成为束缚人的桎梏。更甚者则只会寻章摘句,以为那就是圣贤说的绝对真理。有识之士,瞧不起这种人,也瞧不起这种态度。从孔夫子时代起,就把这种人叫作“小人儒”,后来又称他们为“俗儒”,“陋儒”,说他们从事的是雕虫小技,甚至说他们的行为是“俗儒破道”,即破坏了大道理,不断流淌的易学之河,是一条日新之河。弃旧图新,是易学之河的灵魂和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灵魂和精神。如果不是要故意糟蹋自己的传统,就应该承认中华民族传统的这个核心和灵魂,否则中华民族只要一个孔夫子就够了,甚至孔夫子也不会有,更不会有今天。如果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点什么,那么首先是这种日新的精神,面向世界,面向进步,从人类最新的文化成就中吸取营养,来发展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近代以来,当帝国主义的炮舰叩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文化也跟着涌了进来。“长袖善舞,良富善贾,”西方人强大,西方文化也一定全是好的,中国文化也一定全是不好的,包括中医在内。在一段时间里,中医甚至被看作巫术迷信。然而中医以其独具的疗效始终没有被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中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它有时不得不借重这个,借重那个,以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中医完全用不着借助别个以自重,更用不着借助《周易》。
    所说的医易相关云云,主要是说中医从《周易》取来了阴阳学说。即使这是真的,那么,在二三千年前,中医取来了阴阳啊,五行啊,当时是种先进的思想,在二三千年以后,难道中医还必须眷恋着这个往事,继续讲阴阳五行,并且永远地讲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不是中医需要借助《周易》以自重,而是《周易》需要借助中医以自重,所以才讲什么医易同源。中医则完全不必讲这些。它完全应该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挺直腰身,独立地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中医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医界的人士、每个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事。然而,中医如何现代化?即所谓中西医如何结合的问题,并没有完满解决。所以,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疑问,中医能不能现代化?需要不需要现代化?在这里,谁也难以开出手到病除的药方,只能根据历史和理论做一些大致的展望。
    中医和现代医学,面对着同一个对象,抱有同一个目的:为人治病。二者不仅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如人体脏器的性质和功能),也有许多共同的作法(如服药),这就是它们联合的基础。在医疗实践中,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中医自然无法并吞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也无法完全代替中医,这就使二者有结合的必要。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为中西医结合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大致可分四个层次,第一是国家不仅办现代医医院,也办中医院,第二是现代医医院内设中医科,而中医院内也允许现代医存在,第三是提倡医生们中西兼通,第四是提倡二者在理论上结合。治疗中,一个不奏效时用另一种。一些药物也开始结合:在西药中掺中药,中药中掺西药。这些工作,有些实现了,有些还在摸索中前进。
    中西医结合中,最难的还是理论上的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无法完全替代阴阳五行说,中医界则担心,假若抛弃了阴阳五行,还有什么中医?这里的问题在于把二者都看作是完满自圆的理论体系,好象两个玻璃球,只能并排放着,并肩朝前滚,各走各的道。
    实际上,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虽然都有一些基本理论,但都不象数学那样具有逻辑严密的、自圆的理论体系,它们都有一些裂缝和缺口,甚而象联邦制一样,在主要理论之旁,还有一些和主要理论并存的、少有逻辑关系的理论存在着。因而都可能容纳其他理论。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但阴阳包括不了虚实,所以有阳虚、阴虚之分:也不能完全代替寒热表里,所以阴阳不得不和它们一起并列为“八纲”。中医传统的病因说是七情,六淫。但六淫包括不了吴又可发现的“异气”,也无法用传统的方法来对付这种“异气”,所以温病学得以自成一家,居于阴阳五行、七情六淫之旁。
    现代医学代替西方中世纪医学,开始于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心脏的构造、血液的循环,人体结构、巴斯德的细菌病因学、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琴纳发明种牛痘……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理论,但他们都面向一个目标:实事求是地认识人体,对付疾病。最后联合起来,成为庞大的现代医学联邦。直到现在,理论也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细菌病因说不能解释心血管疾病。而各自为战的情况也仍然在继续:研究癌变,研究爱滋病等等。在这个新的进军中,中医也不甘落后。
    在对付疾病这个战场上,中西医应该协同作战,在协同作战中,先实现一些局部的联合,待时机成熟,再建立统一的中华新医学。
在协同的过程中,中医应该不断地抛弃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比如肾主生殖,命门、三焦之类。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对人体的认识有许多错误,不足为怪,西方也是如此。从《内经》时代起,到王清任止,甚至王清任以后,中国医学,把弄清人体的情况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现在,近代医学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先人世代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欢迎它。这只须在五脏之旁,实事求是地添上第六脏“睾丸”,使它主生殖,而让肾主管泌尿就行了,而不应再讲什么肾藏精之类的呓语。把功能和实际的器官统一起来。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胸怀博大,以能者为是。谁的正确,就听谁的,谁能治病,就用谁的。用一句深刻影响了中国命运的俗话来说,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而不能存门户之见,抱残守阙。
    中国将来的医学,应是中华民族的新医学。这个新医学,应是各种有效理论和有用医术的联邦制国家。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周易》。在这个“国家’里,可以把《周易,作一件文物但不必“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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